理論前沿

中國經濟升級版應如何打造

2014-01-02 10:28:00| 發布者: 研究室| 查看:

摘要:

作者: 王保安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是一項重要的系統工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既要對“現行版”運行風險深入分析,又要依據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以創新驅動破解發展難題與困境,形成長效動力機制。

  一、風險:我國經濟“現行版”已難以為繼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與“低產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發展積累的矛盾較多,運行風險加大。

  經濟運行效率較低。首先是資源利用效率較低。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斷下降,我國城鎮人均建設用地從2000年的130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方米。城市用地單位產出率上海只相當于紐約的1/29、香港的1/14。農業生產集約化、規模化水平不高,不僅化肥、水資源浪費嚴重,還造成土壤污染。

  其次是經濟效益較低。我國每個就業者創造的GDP僅為美國的21%、日本的32%。由于多數行業處于國際分工低端,產品附加值整體偏低。多年來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而發達國家一般為35%左右,美國、德國等超過40%。我國投資效率低下,據測算,我國GDP每增長1美元,大約需要5美元的投資,資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時期要高40%之多。我國的投資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達到80%。這種靠投資支撐的增長已難以為繼。

  再次是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大量資源無效或錯配導致產能過剩嚴重。在鋼鐵、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同時,新興產業也出現了生產能力的閑置。我國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能達到35GW,占全球產能的60%;風電設備產能30GW—35GW,其閑置都在40%以上。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經濟依然在增長,主要靠的是龐大的儲蓄和高投資率在勉強支撐。

  產業結構亟待調整升級。我們一般用一二三次產業的比例、新興產業占比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性,這是一個誤區。其實,產業競爭力的核心取決于產品附加值的高低。農業可以帶來高附加值,新興工業也可能是低附加值。雖然我國經濟體量已居世界第二,但產業結構呈矮化態勢,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2011年我國已有220種工業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但基本是低端產品。“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這塊掛在我國制造業上的標簽,至今未能摘除。產業沒有朝陽產業和夕陽產業之分,附加值高低是決定產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我國進出口產品結構不盡合理。在出口產品中,中低科技含量產品比重較大。以2011年為例,61%的出口是中低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比重過大,國家不僅要承擔出口退稅,還隱性承擔了社保、資源、環境等巨額成本。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口依存度也在提高,特別是科技、資源的進口依存度日漸攀升。我國科技的對外依存度在50%以上,遠高于日本、美國的5%以下。比如,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材料、高檔數控機床的數控系統、集成電路芯片、汽車制造關鍵設備,長期依賴進口。資源的進口依存度也在提升。這種“兩頭在外”的結構加大了我國經濟的脆弱性。在理論與政策上,把“開放型經濟”等同于“外向型經濟”也是一個誤區,是導致我國外貿質量較低的重要原因。

  區域產業同質化嚴重。這不僅表現在傳統產業上,一些新興產業也是如此。我國有300個城市發展光伏產業,其中1/3建立了光伏產業基地。主要問題就在于各地產業發展呈排浪式特征,區域間缺少分工合作,致使產業結構效率低下。

  市場缺乏創新動力。創新是經濟升級的動力,而創新必須依賴市場主體。據統計,我國科技人員3800多萬人,研發人員320多萬人,均為全球第一。但企業研發人員過少,且缺乏科研投入積極性。我國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不足1%,遠低于發達國家2.5%—4%的水平;大中型企業建立研發中心的僅為27.6%,其中不少還是部門“指定”而掛牌的。特別是我國商業模式創新更是鳳毛麟角。魚塘中一條魚死了,這是偶然事件;倘若多數魚死了,說明是水的問題。同理,企業普遍缺乏創新意愿,說明我國經濟環境、經濟體制和產業政策還存在較大的調整空間。

  二、根源:創新動力弱,路徑依賴嚴重

  我國經濟“現行版”面臨不可持續的風險,表面看,是因為形成了外延擴張發展路徑依賴,而發展路徑的依賴,實際上是體制慣性的結果。

  長期的速度追趕,使經濟調適機制缺乏。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是必然選擇。但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要把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上來,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多年形成的認識和觀念已經滲透到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保較高增長率已成為各級政府決策與社會輿論的一個心理關口,大干快上的強烈沖動影響著全國一盤棋的戰略實施。經濟協調發展的調適機制還有一些空白,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發展的總體協調性和統一市場的公平競爭性,影響了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結構升級。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需進一步協調。市場主要是通過價格的發現形成,推動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與配置。價格若受到干擾而扭曲,就會導致資源錯配。如工業用地先拍賣、后返款,實際上是零地價;再如資源開采過程中的大量成本外化,使資源生產價格不完全。資源廉價使用,市場主體也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這些都要求各級政府的工作重點要發生轉變,要由過去沖在一線招商引資、擴大投資,轉向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制定標準、保護環境、支持創新等。事實上,經過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企業要根據市場供求變化,自主地選擇投資、選擇轉型升級的路徑。

  科教體制改革滯后。科技、教育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兩張皮”。現行科教體制行政化特征明顯。科技機構為何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很難根據市場需求作出自主的調整與決策。教育機構也是如此,招多少學生、設置什么樣的專業、開設什么課程等,均由教育主管部門審批。一方面是科技市場發育不全,科技成果的轉化缺乏有效載體、橋梁和紐帶;另一方面是教育績效低下,花費大量資源培育出來的人才偏離需求,而企業卻招不到符合專業技能要求的人才。實踐證明,體制改革的滯后不僅造成了教育科技資源的錯配與浪費,而且使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缺乏人才的支撐。

  產權改革尚需深化,基本經濟制度需要成熟定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國有經濟布局進行了戰略性調整,其發展活力、帶動力、影響力日益提升;非國有成份從無到有,成長壯大。毋庸諱言,構建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任務遠未完成,效率還有待提高。國企是資源、資金與人才的高地,如果經營困難有支持,那么,其創新能力就很難形成,甚至會躺在國家身上尋求保護與支持。因此,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一項必須完成的緊迫任務。

  三、出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長效機制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是打造中國改革的升級版,以制度創新為突破口,推動科技創新,實現創新優先的跨越式發展。

  建立戰略模式調適機制。一是要變趕超戰略為要素優勢發展戰略。正確認識我國資源能源不足的客觀現實,切實降低經濟增長對環境資源等生產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注重借鑒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經驗,走比較優勢、節約集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二是要變不平衡發展戰略為和諧發展戰略。要調整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機制,保持各地具有參與競爭與持續發展的基本能力,優化區域結構。三是變出口導向、投資導向型為投資、出口與消費協調拉動發展戰略。要轉變思想觀念,改進政策體系,完善激勵機制。四是調整干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打破以GDP論英雄,更多考慮生態環境、經濟效益、科技創新與民生改善等因素。

  轉變資源配置方式。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僅是結構優化、效率提升的根本保證,也是創新的根本動力。離開市場、離開企業,讓創新成為生產力只能是“空中樓閣”。當前首要的是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嚴格約束政府投資直接介入市場微觀領域,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除關系國家安全和公共重大利益項目外,一律由企業自由決策,真正落實“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基本要求。政府主要審核“安評”、“環評”等負外部性問題。其次,要打破產業藩籬,放開市場準入,提升工業化、城鎮化質量,創造各種市場主體公平使用要素資源、公平競爭的規范制度環境,推動產業發育與升級。與此同時,政府要把關注點從審批環節轉移到監管環節。一方面,讓所有的市場主體、社會主體有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和創新的機會;另一方面,改善和加強監管,對于秩序破壞者施以重罰。

  加快要素價格體系改革。要素價格決定市場主體的成本、收益及期望值的高低,對投資、創業、創新具有重大影響。我國產品市場基本形成,而要素市場卻被干預過多,集中體現在資源性產品價格及利率、工資等要素價格方面。

  資源性產品價格管制導致價格不完全,市場發現并形成價格的機制失靈。其中,水、天然氣、石油、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是重點。節能減排、發展新能源,如風電、光電的發展,定價機制是關鍵。應通過資源稅改革、國有資源產權收益制度改革,實現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的市場化,把外部成本和所有者權益體現于價格之中,以真實反映要素稀缺性。

  利率是金融資源價格,事關金融資源配置的信號和配置效率。當前要盡快解決資金價格行政化傾向,消除銀行主要靠吃利差的弊端,推動銀行融入實體經濟,提升銀行競爭力和服務創新的能力。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實踐證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關鍵在于銀行體制、資本市場等金融領域改革的深化。

  工資是勞動的報酬,也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內容。勞動者作為生產要素,應接受勞動市場的基本規則,但政府應加強對勞動市場的監管,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議制,防止資本過度地使用其話語權,損害勞動者權益。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應有之義。尤其是在城鎮化提速背景下,公共服務要逐步覆蓋所有常住人口,以改善勞動力市場運行條件。

  重塑創新導向的科教體制。充分調動科教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是科教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科研機構、教育機構去行政化,是當前實施科教改革的重要抓手。要建立面向國際、面向市場、面向現代化的科技教育主體,理順政府與科研機構、教育機構之間的關系,賦予其更多的科研與教學自主權。相關政府部門的職責應是方向引導、標準制定、實施監管。

  科技資源配置應體現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導向。通過頂層設計,解決“各自為政、九龍治水”問題。借鑒國際經驗,除保基礎性公益性科研機構外,其他的應更多地面向市場,創新驅動中的機制安排,應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強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戰略規劃。為企業技術創新打造公共平臺,由政府投資的大型科研設施應向全社會開放,盡可能降低企業技術創新中的成本與風險。

  教育資源配置應以教育公平為導向,充分發揮社會力量辦學作用,激活民辦教育,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打好基礎。教育關乎人的能力發展,也是企業能力、國家綜合競爭力提升的前提條件。教育改革應落到提高人的素質與能力上來,要通過招考制度創新,充分發揮教育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中的支撐作用。

  深化產權制度改革。深化國企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要突出系統設計。面對全球化市場與競爭形勢,要真正去行政化,深化人事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推動由“管企業、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組建若干大型國有資本投資集團,按市場機制優化國有資產配置,以混合所有制方式引領創新發展。對于不同性質的國有資產,可以分類管理,但應當避免制度改革的碎片化。進一步明晰國企和國有資產的使命,為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提供方向。

  加快公共資源的產權改革。對國家所有的各種公共資源進行產權界定,抓緊建立包括自然資源、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的公共產權制度。改革“國家所有,分級管理”的體制,按照產權形式明確各級政府的權利并進入市場。這是減少經濟尋租,促進市場主體行為正常化的條件。如果企業有額外的非經營性利潤來源,就會導致經濟機會主義盛行。在這種條件下,企業既不愿轉變發展模式,也不會致力創新并尋求新的贏利點。總之,要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與完善,為中國經濟升級版打造合格的市場主體與內在的動力機制。

  (作者:財政部副部長)

來源: 《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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